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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明:莫叹干时晚 奔驰竟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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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明:莫叹干时晚 奔驰竟朝夕

    编者按:


    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仲裁委员会,曾用名中国贸促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办事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文简称“深国仲”,英文简称“SCIA”)由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创立于198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也是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


    近40年来,深国仲锐意改革,持续创新,积极推动中国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化和专业化:1984年,在中国内地率先聘请境外仲裁员;1989年,开创中国内地仲裁裁决依照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获得境外法院强制执行的先例;2012年,在全球仲裁机构中率先探索法定机构管理机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推行国际化法人治理机制的仲裁机构;2017年,创建中国国际仲裁第一个海外庭审中心,并开创常设仲裁机构合并的先例;2019年,率先探索国际仲裁“选择性复裁”制度……目前,深国仲仲裁员覆盖77个国家和地区,仲裁和调解当事人遍及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特区国际仲裁已经成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国仲和深圳商报以“深圳特区40年·我与特区国际仲裁的故事”为主题,广泛征集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初创者、特区仲裁治理机制改革的参与者、仲裁员、调解员、谈判专家、律师代理人和中外企业当事人的故事,共同回顾特区国际仲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持续创新发展的历程。今天分享的是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陈鲁明先生的文章。本文已收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泉眼无声:国际仲裁的特区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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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明,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莫叹干时晚 奔驰竟朝夕





    陈鲁明



    2020年的春天,我们的生活被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按下了暂停键。静下来的日子里,网页上看到几张深圳的照片,不禁抚今追昔,思绪回到了1988年冬。当时的我在北京工作,在中国贸促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处,刚刚作为年轻干部被提拔担任副秘书长。一天碰巧遇到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办事处(深圳国际仲裁院曾用名,当时简称“深圳仲裁办”)的董有淦主任来北京,那是我第一次见董老。回想起来,那时的董老虽已近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铄,对年轻人也很是和善,他问了我的专业、毕业学校、籍贯和家常问题,听到我从小是在浙江长大,还特别又问了一句,南方人在北京生活还习惯吗?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临走时他留下一句,年轻人愿不愿意跟老同志一起南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没曾想,我跟董老的缘分就此开始。之后没多久,董老来电问:“小陈,有没有想好?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动身?”就这样,我受董老的热情感召南下深圳特区。


    记得初到深圳之时,我也像其他初来乍到的人一样强烈地感到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差异巨大。明察秋毫的董老慈爱地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善于发现,更要勤于总结,多走、多看、多想,看到哪里有不一样,说出来大家一起分享。那时的深圳仲裁办在深南中路的统建楼17层办公。特区初创之时办公楼电梯因停电不运行是常有的事。每每遇到电梯不运行,董老就和大家一起爬楼梯,董老几乎每次都第一个到达,并且不喘大气,而一帮年轻同事硬着头皮跟着董老边爬楼梯,边笑着调侃“老同志身体就是好,都是老辰光打下的好底子!”但同时又会投去敬佩的目光、暗暗地被老同志的榜样力量激励,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对外贸易遇冷,董老就考虑尝试筹划组织一次破冰之旅,通过积极主动地走出去,近距离地向美国法律界人士宣传中国对外贸易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的主题。没想到我们这边的询问信函发出后不久,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和一些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就都向我们发来了邀请,于是由董老领队、周焕东副主任、郭晓文副秘书长,还有我组成的四人代表团就出发了。


    那时的深圳还没有国际机场,我们是从香港转道飞往美国的。为了节约费用,董老就委托他的老同事也是好朋友——当时在中国(香港)专利代理公司任总经理的柳谷书先生(柳传志的父亲)派了一辆粤港两地牌照的车子一大早来深圳接我们去香港。后来看到柳传志在多种公开场合提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起“我父亲极敬业,他60多岁到香港去开办事业,贷了80万元钱,后来做成了,为国家变成5个多亿的资产,60多岁了,下雨天徒步上班,为了省下6毛钱电车费” 。平日里对自己极其节俭的柳老当天中午特地安排,带我们这些内地来的同事去华润大厦的顶层餐厅吃自助餐。印象深刻的是柳老拍着我的肩膀用他那带有镇江口音的普通话开玩笑道:“小陈,年轻人,胃口好,一定多吃点,把我们老同志的这份儿也吃回来,吃饱了一顿抵两顿,晚上那顿我们也省了”。听了柳老的话,加上当时年轻也对自助餐好奇,我还端了一大盘生蚝到柳老面前,憨憨地问:“您看我这顿自助餐应该吃回本儿了吧?!”柳老声音洪亮,性格爽朗,细微之处无不感受到他对同事、对后生晚辈的热情和关爱,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真是感慨万千……


    傍晚时分我们就在启德机场登机飞往纽约。为了节省外汇,董老和周老跟我们一起乘经济舱,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他们整个晚上不曾安睡,当飞机落地后看到两位古稀老人疲倦的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


    初到纽约,我们访问了美国仲裁协会,当时的协会主席罗伯特•科尔森(Robert Coulson)接待了我们。美国仲裁协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仲裁机构,成立于1926年,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会谈时,我们互赠了礼品,并介绍了各自的业务情况。董老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绝不会因为一个事件而关门锁国。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政策。董老带领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勇于突破重围努力争取做好对外宣传,向美国朋友宣讲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以及依法治国的方针,如同美国现代女诗人摩尔所说:“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我们此行主动、积极、诚恳的态度也受到当地美国朋友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在纽约期间,我们还拜访了几家律师事务所,包括德普律师事务所(Debevoise & Plimpton),这是一个在国际仲裁界口碑很好的事务所。当时的我不可能想象到20年以后,我会有机会与这个所的香港分所在Sanum v. Laos的国际投资仲裁一案中合作。


    离开纽约,我们乘火车去了华盛顿,又拜访了几家律师事务所,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也位列其中。他们所的一位合伙人曾是前参议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不应该因为某个事件影响而脱钩。当时的我未曾预想,20年后我竟然也有机会成为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常驻上海。


    途径华盛顿后,我们一行去了加州,在旧金山拜访了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Graham James),它是美国最早开展中国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记得当时陪同他们主任一起接待我们的人中就有几位是中国籍律师,他们特别由衷地向我们表达了中美关系对他们个人的重要性。还有一家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 曾在著名的湖广债券一案中代表中国政府,由于该案代理出色,获得中国政府的赏识,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在中国的业务也发展得非常好。在洛杉矶,我们又拜访了两家从事中国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并参观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院,还与同学们交流了中外合资法的有关法律问题。对美国学生来说,合资法更像一个小型的合伙企业法,缺少公司法的普遍规则,对美国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难度。合伙企业法是公司法一个小的分支,合伙企业的封闭性决定了其很多规定是例外,而不是公司法的普遍规则。我们习惯于从例外的角度看世界,讨论国际问题,这样容易造成观点上的偏差和误区,在日常交流中也常会产生误会。


    接下来的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六,我们一行驱车前往旧金山湾区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周末明媚的阳光里,学生们坐在草地上悠然读书的样子,以及这一路对美国法制建设规范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美国律师“高大上”的形象,也许这些都促使我萌发了想要重新做回学生赴美研读法律的想法。


    那次美国之行是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紧张和危险的时期,但当我跟前辈们经过努力一起走进美国,便有机会真正感受到两国人民间的善意和友好以及对增进交流的渴望,两国的法律专业人士更是对此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极大的诚意。


    30年后当我有机会再次造访美国仲裁协会时,虽物是人非,但蓦然回首,今天的中美关系又同样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过往的经历让我们有理由坚信,中美两国政府都会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乃至世界的重要性。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平,越来越透明,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前碰到的问题只是江河里的小浪花,最终会一起汇入奔腾的大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曾经的过往,有老一辈法律人不惧困难、勇于探索、砥砺前行的身影;未来的日子,让我们投入更多的热情和努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用积土成山的精神,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